张季鸾

1937年11月12日，日本华中方面军占领上海后，立即挟战胜之威，动用了其全部兵力的绝大部分，计有8个师团、2个支队及各辅助部队，约24万人，重炮700多门，步兵炮、迫击炮2000多门，战车300多辆，兵分为北、中、南三路，协同日海军第十一支队与航空兵，对中国首都南京地区进行迂回、包抄、合围与猛烈攻击。12月5日晚，日军各师团在日航空兵的配合下，向南京外围防线各阵地开始发动猛烈的进攻。——举世瞩目的南京攻防战役开始。

在这危急的时刻，中国各爱国报刊密切关注着南京保卫战，不仅以比较快速及时的新闻报道吸引了中国广大的民众，还结合战争进程与中日关系的新变化，发表多篇新闻评论，发出新闻界的声音，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报纸或通讯社的新闻评论，或称社论，或称社评，或称短评等，是新闻传媒的灵魂，是新闻传媒对某桩新闻事件发出的正式声音与集中表态，代表了这家新闻传媒单位对这桩新闻事件的统一的认识和强烈的态度。它对内凝聚与引导众多记者编辑的认识与工作，对外向广大受众施加直接、强大、深刻的影响，在力度与深度上都往往超过其他的新闻形式。

中国新闻传媒在有关南京保卫战的评论中，最有成绩的无疑是当时民间报纸的翘楚——《大公报》（汉口版）总编辑张季鸾执笔撰写的该报社评。抗战全面爆发后，张季鸾坚持鲜明的抗日爱国立场，及时写下多篇影响深广的社评，使《大公报》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时周恩来就曾对《大公报》记者徐盈说：“做总编辑，要像张季鸾那样，有悠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跃虎，游刃有余”；后来又赞颂张季鸾“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1］

《最低调的和战论》

在南京保卫战期间，张季鸾为《大公报》（汉口版）撰写的第一篇有影响的社评，是1937年12月8日刊登的《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社论是针对当时极为复杂的国际背景与日本当局极为险恶的阴谋而发的。

日本军国主义当局为实施对中国“以战迫和”“以战迫降”之战略目的，采取其惯用的两手策略：在向上海、南京大举进攻的同时，从1937年10月21日开始，秘密策划实施了一场让纳粹德国出面“调停”，从外交上诱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与向日本求和、乞降的阴谋。日本当局选中纳粹德国作为调停国，是因为德国当时既是日本的盟友，又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着良好的关系。1937年11月5日与12月2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两次与蒋介石会谈，转告日本方面提出的和谈条件，劝告中国政府迅速接受。但是，蒋介石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几项具体要求：一、日方无信，已签字之条约尚往往撕毁，我方相信德方，愿德方始终执调停之劳；二、华北行政主权应当完整，此为我方坚持之点；三、日方所提条件可作为讨论之基础，但不能作为如哀的美顿书中所列条件无可改变；四、日方不能以战胜者自居，因我方并未承认为战败者；五、日方不能将此条件片面地随意宣布。［2］同时，蒋介石希望德国元首希特勒亲自出面，要求中日两国军队首先停止敌对军事行动，即首先停战，因为“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3］蒋介石的目的，是要求日军首先停止向南京的进逼与合围，停止对南京的军事进攻。——这显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缓兵之计，企图以此延缓日军对南京的进攻。

在陶德曼调停期间，《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应蒋介石邀请，参与了这次调解谈判的工作，深入了解其中的内幕，亲身体验到日本当局的阴险与毒辣：一方面调派十多万大军向上海、南京发动疯狂的进攻，烧杀淫掠，一方面又说动纳粹德国秘密“调解”，进行威胁利诱。就在日本当局双管齐下的关键时刻，张季鸾激于义愤，经过深思，撰写成两篇著名社评，于1937年12月5日《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德国调停之声》，于1937年12月8日《大公报》（汉口版）上发表《最低调的和战论》，在中外产生重大的影响。

张季鸾在《最低调的和战论》这篇社评中，首先指出在当时的严峻局势下，“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在此时，应当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然后依据前一天日本东京的电讯，即日本当局一方面由外务省发言人宣称欢迎第三国调解中日冲突，但另一方面则以数十万军队向中国首都南京疯狂进攻，并在东京准备80万人游行庆祝攻占南京，揭露了日本当局对中国阴险的两面手法及其罪恶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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